当然，苏联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正如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的座右铭那样：“没有人被忘记，没有什么被忘记。”
在乌克兰卢甘斯克的“革命烈士墓”石碑上有5个当地人不太熟悉的名字：刘发（Лю-ФаВ.）注2、刘沙（Лю-ШаМ.）、王沙浴（Ван-Ша-ЮИ.）、李浩有（Ли-Хо-ЮС.）、米沙祁（Ми-Ша-ЦиМ.）。关于他们的英雄事迹，有这样一段记载：中国营（450人）攻入村庄后，在激战中被包围和俘虏……三天后红军再次占领该村，发现所有被俘中国官兵都被枪杀。他们的尸体被挂在电线杆和树枝上，留下严刑拷打的血迹。许多人被开膛破肚，挖掉双眼，割掉舌头。牺牲的中国士兵超过200人，包括营长武二虎（УЭр-ху）——这不是他的真名实姓，但他是以这个名字于1917年末在基辅省参加红军的。
卢甘斯克镇上还有一块写着“向在国内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致敬”的纪念碑，那里也埋葬着中国人（人数不详）。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烈士的鲜血和汗水并未能使数以十万计的旅苏中国人免遭严酷的政治迫害。从上世纪20年代起，持续整个30年代，到1937-1939年的顶峰时期，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以“潜在的不忠诚分子”、“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间谍特务”等罪名投入监牢和集中营，强行驱逐出远东和西伯利亚，其中数千人被无辜枪杀。已知的受害者名单表明，对旅苏中国人的迫害遍及苏联各地。事实上，在受害者当中没有一个所谓“阶级异己分子”，绝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不识俄文字母表的文盲，与政治毫不沾边的非党人士。他们受迫害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20年代对中国人的迫害还延伸到对旅居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大多数被打成“中国托派分子”。例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院1937年12月3日判处广州人Чжан-Вен-Зун（张文忠），1926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列宁格勒州“红色东方”集体农庄主席死刑并执行枪决。同年被捕并于次年被枪决的中文报《工人之路》主编ЧжоуДавэнь（周达文，俄文名Чугунов）。就连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也未能幸免。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也因为对某些左倾观点持批判态度而被称为“尾巴主义者”或者“沙俄走狗”。1937-1938年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东方研究中心工作的所有中国学者都受到政治迫害。被枪决的人中有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副教授ФуМин（傅明），被捕的有ГоШаотан（郭少堂，俄文名КрымовА.Г.）。一份调查报告证实，“在被迫害者当中有ДунИсян（董一祥）、МаЮаньшэн（马云生）、ЧжоуДавэнь（周达文）、ЧэньЮй（陈玉）、ЮйСюсун（于秀松）、ЮСинчао（于新超）、ХуСяо（胡晓）等，其中只有МаЮаньшэн（马云生）和ЧэньЮй（陈玉）得以逃脱死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民族殖民问题科学研究院留学生名单中有被宣布为日本特务的北满党支部书记МаИн（马英，又名马玉清<МаЮцин>）、研究生ЧэньВэйи（陈唯一）等。
《熊与龙——俄罗斯和中国在20世纪的友好与敌视、合作与竞争》注3一书作者弗拉基米尔巴图罗夫这样写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伊始，莫斯科就做出了实质上的犯罪决定。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所谓远东日本间谍活动的长篇文章，实际上发出了迫害旅苏中国人、“哈尔滨人”注4和朝鲜人的信号。而“日本间谍嫌疑”逮捕浪潮却是从远离苏中边界数百公里的内地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