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2004年在《雅库特报》（<<Якутия>>）上曾发表列昂尼德阿法纳西耶维奇拉奇科夫（ЛеонидАфанасьевичЛачков），一位上了年纪的俄罗斯人的信，信中写道：“行动定于1937年7月25日20点。参加行动的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警察部队。由苏联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卡鲁谢林（И.Каруселин）和地方警察局长科罗利克（ГА.Королик）统一领导。”
地图告诉我们，雅库特与哈巴罗夫斯克相距1600公里，根本不在远东，更谈不上“威胁边境安全”。
信中还说：科罗利克和警察摧毁了他们的土窑，没收了全部财产。“我们当时都是孩子，瞠目结舌地看着红军和警察拆毁土窑，把中国人赶出来，把东西装上马车拉走。看着红军和警察深夜里把中国人从被窝里拉出来，只穿内衣，双手被绑起来。警察却兴高采烈地喝着没收来的酒。到早晨，所有被逮捕的中国人被带到军队驻地，设岗看守，随后又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不知去向”。
这封信还说，许多中国人擅长蔬菜种植。有幸获得苏联国籍的中国人，其劳动手册上的职业栏都写着“菜农”。
呜呼，“菜农”！在遥远雅库特的中国菜农岂能当上日本间谍？！
中国人受迫害最多的地区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仅在赤塔被捕的中国人就有1500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568人）在审讯过程中被拷打致死。阿穆尔州被捕的中国人为1350人。据有关资料记载，在远东被关进集中营的中国人1939年是1794人，1945年857人，1950年1135人，1951年1109人，直到50年代部分幸存者才得以被提前释放和遣返中国。仅1956年3月从哈巴罗夫斯克强制劳动集中营遣送回国的中国人就有290人。1937年在远东的中国移民有24589人，很多人在1937-1938年被强行遣返新疆，到1939年仅剩5500人（《在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和苏联政治迫害》，克拉斯诺亚尔斯尔克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编著，2010年）。
关于被驱赶的中国人范围，在1938年6月3日叶若夫注5给柳什科夫注6的指示电中明文规定如下：“一、既无苏联护照，又无中国护照，但声称自己是中国人的人，统统遣送新疆，到中国领事馆领取中国护照；二、中国人的苏联妻子随同丈夫一道遣送新疆，她们必须声明放弃苏联国籍；三、持有苏联护照的中国男人的中国妻子，随其丈夫一道遣送哈萨克斯坦；四、中国人的妻子属于特殊移民者，可不予遣送；五、遣送新疆的指定车站是阿亚古兹车站，经瓦赫特检查站哨卡放行；六、开往哈萨克斯坦列车的指定车站由列登斯（当时内务部负责人之一）另行通知；七、首批遣送费用从现有款项中借支，专款将于近日拨付。”
按照这一指示，1938年6-7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艾戈尔舍尔德（Эгершельд）车站，7130名中国人分乘5列火车被强行迁走，前4列车（分别为1379人、1637人、1613人和1560人）遣返新疆，第五列车开往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1939年9-12月又有227名从监狱中释放的中国人被迁往哈萨克斯坦（见“政治迫害与旅苏中国人”<“ПолитическиерепрессииикитайцывСССР”>，作者ДацышенВладимирГригорьевич，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历史教研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