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双方的努力下，抗日同盟军成立以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举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并且经过五昼夜血战，于7月12日收复了塞外名城——多伦。这一仗是日军入关后吃的第一个败仗。
抗日同盟军但临时中央认为冯是亲日军阀，“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然而，就在抗日同盟军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共对冯玉祥的态度却出现了逆转。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错误地认为冯是北方的亲日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经过他“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冯自己也想勾引日本进攻察、绥，以便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变相的第二满洲国”。临时中央认为，“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冯与其他高级军官是在玩他们的把戏，他们可以每天改变他们的颜色”。临时中央甚至把南京国民政府对冯玉祥的绞杀，看成是蒋、冯之间争夺卖国权力的“互相火并”。正是在这种判断之下，1933年6月到8月间，临时中央一再发出指示：“我们对冯等不应有丝毫幻想，我们利用他的态度只能是和他建立一种非正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建立的惟一目的，只是为着暂时便利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为了争取土兵群众，为了增加下级军官的动摇，为了观察在冯周围的几个部队的倾向，我们必须从冯和其他军阀那里夺取领导权，而在我们的旗帜之下领导反对一切反革命队伍的战争。”
正是在临时中央的指示之下，河北省委派柯庆施到达张家口，之后中共在抗日同盟军中的政策便越发激进，据吴成方回忆说：“柯庆施陆续通过河北地方党组织调到张家口很多干部，其中有做工运、青年团，学校、抗日御侮救亡会等群众工作的，也有搞军队工作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柯庆施初步熟悉了张家口的斗争情况以后，便采取了同我们原来那一套截然不同的做法，开始打倒一切。他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认为冯玉祥、吉鸿昌、佟麟阁等都不是真心抗日，甚至也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疏远了抗日同盟军中的非党军事干部，对于外围关系如晋军和东北军也不予理睬了;在党内，则对原来与冯玉祥一起工作的或属于我们派去的干部采取排斥态度，或调离工作或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箱。在工人、学生、士兵中发动了罢工、罢课、罢操的运动，公开反对冯玉祥。……冯玉祥正在踌躇满志地组军抗日，以待东山再起，忽然朋友们换了态度，把他当做了敌人，他当然不会同意更不会理解这种做法的。”(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
在柯庆施等人的运作下，里红外青的“西瓜政策”被认为是“以拉拢与巩固军阀集团代替组织群众”。1933年5月27日，柯庆施等在参加“察哈尔御侮救亡大会”的游行示威时，大喊“打倒南京政策”的口号，并组织群众砸毁察哈尔省国民党党部。6月8日，中共“前委”命令工人纠察队捣毁国民党平绥路特别支部。在《老百姓报》报社的外墙上也被刷上“为建立察省苏维埃斗争!”的大字标语。甚至在同盟军收复察北失地的当口，临时中央竟然命令北方党组织“必须抢在冯企图摧残我们之前，先发制人”，在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发动以兵变为中心的革命武装暴动，企图把抗日同盟军变成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是拟定中的暴动还未发动，冯玉祥就己下野，同盟军也随之瓦解。(《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