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野蛮批斗中，刘源看着父亲和母亲受尽凌辱和摧残，被打得鼻青脸肿，父亲的鞋也被踩掉了一只，脚上只穿着袜子。
1967年9月13日凌晨3点多，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王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住处，宣布对她正式逮捕。
当天，刘源和姐姐刘平平、妹妹刘亭亭3人，连同他们简单的行李，被抛上一辆卡车，强行逐出了中南海，回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斗。同天，刘源6岁的妹妹刘潇潇和从小照顾她的阿姨也一起被赶出了中南海。
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刘源毫不犹豫地向学校报名。1969年新年前，刘源离开了他熟悉的北京，来到风沙弥漫的雁北阴山深处——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插队落户。
“当时，我脑中既无那种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无走向充满艰辛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可以说，当时我处于一种半麻痹状态，周围的一切对我都无所谓，说不定偏远的乡村倒能让我躲开喧嚣狂暴的环境与无法忍受的压力。”刘源回忆。
在那里，刘源依然没能避开审查和批斗。别的同学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他则是在贫下中农监督下接受“改造”——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劳累了一整天，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
终于，他那半麻木的神经也忍受不了了。
一天夜里的批斗会上，刘源突然狂怒地操起一把火钳，“腾”地跳到门口，发疯般喊道：“你们还有完没完?要不想让我活下去，我就先跟你们拼了，出来一个我捅一个!”
不过，刘源并不怕苦。晚上只要不开批判会，他就学习到深夜，从马恩列毛著作，到各种文化知识。他还自学了针灸，给农民看病，帮农民盖房，上梁扣瓦。
1972年夏天，刘源决心回北京一趟，寻找父母的下落。
他在老乡的帮助下，深夜悄悄离开村子，白天在野外躲避追赶，夜晚在崎岖的山间赶路，饿了就嚼一把兜里揣的炒黄豆，走了三天三夜，终于赶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刘源和姐姐刘涛，妹妹刘亭亭、刘潇潇在北京永安里的一间小屋会合后，向毛泽东和中央办公厅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
8月16日、17日，中央专案组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条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8月18日，几个孩子第一次去秦城监狱看母亲。王光美神情麻木，腰都直不起来，见到长大了的孩子们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特殊的高考生
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全身黄疸的刘源“病退”离开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几乎全村的人都出来为他送行，许多老人、大嫂和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刘源也泣不成声。
刘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机厂当学徒工，不久后适逢“四五”天安门事件，他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对象。
工友们心照不宣地把他保护起来，他的师傅田文奎甚至为他担保：“我白天黑夜和刘源在一起，他没有问题!”
1977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
于是，刘源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刘源的不安很快被证实不是没来由的。他的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刘源那一年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
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
30年以后，刘源分析当年拦他的原因时，已经释然：“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但人家不说。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要冒风险。”
“我挺生气，所以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刘源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信不长，就一页纸，钢笔书写工整。刘源在信封上写就“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上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其余9个工友，全部被放行。
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分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