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公开讨张外，“西安事变”发生十一天后，戴笠更涉险入西安策划营救蒋介石，“戴公遗墨”中保留着一封他当年的绝笔信。这封写于地下室的绝笔信，用钢笔写在一张有竖纹的纸上：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②
这封绝笔信后来广为流传，显示其对蒋戴关系意义重大。章微寒在《戴笠与“军统局”》一文中回忆戴笠在赴西安前曾召集手下训话，涕泪交流，“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和校长共生死”。终于在西安见到蒋时，戴笠“跪在蒋的面前，抱住脚痛哭失声，臭骂自己失职”。③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则更明确地指出，“假如戴笠活动的惟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④戴笠将1922年蒋介石在“永丰舰”营救陷于陈炯明之手的孙中山的“壮举”作为榜样，并凭借着他对张学良的影响，靠“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牺牲精神，成功地赢得了领袖对他更大的信任与倚重。事变后，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提到与其妻宋美龄一起赴西安的是“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可见，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经过“西安事变”已今非昔比。
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中认为，“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戴笠开始对自己在CC派的竞争对手、间谍头子徐恩曾展开了决定性的攻势。事变以后，戴笠被蒋介石认作最可靠的卫士，而在其他 人眼中，戴笠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于‘蒋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⑤从该书征引史料来看，魏斐德在撰写《间谍王》一书时，并未得见“戴公遗墨”，但魏氏的结论却是基本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