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人使出了激将法，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
此人的激将法果然有一点效果，梁漱溟听他这样讲后，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是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
梁漱溟的话音刚落，有人马上反击，声色俱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只是笑了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这次会后，梁漱溟提笔给北大某教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作为一位有信誉的学者，长期从事儒家学说研究，不应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可能是因为梁漱溟的这封信也被“四人帮”手下的人知道了，从此对梁先生的追逼就更紧了。
在他们的催逼之下，梁漱溟只好搞一个简单表态。这个表态，确实是唱了“四人帮”的反调。
催逼之下梁漱溟简单表态
上次学习会上有人直接“警告”梁漱溟后，他仍然不打算与他们形成正面冲突。经过认真思考后，他写了一个简单的便条，决定在会上念一念，算是自己的表态。1973年12月14日的学习会上，梁漱溟把自己写好的便条带在身上，学习会开始后，好多人发言完毕，小组召集人把目光盯在梁漱溟身上，催促他也“谈一谈”。这时，梁漱溟才从容地拿出那张事先写好的便条，当场念道：
“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的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梁漱溟的这个发言虽然简短，虽然是念便条上的字，但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出他反对“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批孔”。
梁漱溟的意见已经明确了，对会场所有的人是一个不小的震动。在这种大的政治运动中，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他竟然敢于公开提出反对“批林批孔”，好心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而处心积虑要抓梁漱溟把柄的人则暗自得意，觉得这下可抓到把柄了，可以开始批梁了。因此，梁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抓住他说的“我准备专门写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发表”的话引诱他：“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
梁漱溟一生光明正大，一贯反对搞阴谋诡计，此时有人反倒给他扣上了“阴谋诡计”的帽子，这对梁漱溟是个极大的侮辱，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但他忍了下来，努力坚持不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他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但是，主持会议的人却穷追不舍，非要逼梁漱溟发言，紧逼一步说：“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话讲到这个份上，梁漱溟已经没有退路了。既然非要他讲出自己的观点，不讲就是搞阴谋诡计，讲得长了也愿意奉陪，那么梁漱溟只好答应做准备，下一次会上讲。
梁漱溟发言反对“批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