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庆祝国庆。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观看烟火时，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为了从“大乱”达到“大治”，毛泽东默许军队“惹火烧身”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军委和各级军队领导，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他们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深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但他们也始终认为：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但是，这些措施显然与毛泽东的“大乱”方针不符。领会了毛泽东意图的陈伯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大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则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
于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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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