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时左右，北京电话指示，派两名得力干部把两名活犯人安全押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交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我将七团团长张前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请来，交代他们两人每人押送一人，直接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二楼，交给吴、杨两位首长。我说：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车，不能让空军把人抢走;第二、要绝对保证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断腿，决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卫戍区;第三、送到后你们直接回部队，掌握部队，做好战备工作。
安排完这一切，到了午饭时间。我又渴又饿，才想起来还没有吃早饭，更不要说午饭了。我要七团副团长王德胜到沙峪警卫点(仓库)三机连送点饭。直到下午2时炒饭送来了，我才和李刚副司令员等吃了一顿饱饭。约下午3、4时，人民大会堂来电话指示，当晚把三个死者送到警卫二师医院的太平间。于是我决定用七团卫生队的救护车，由五连派三个人，随军医押车。
我指挥九连连长李金虎上直升机，将飞行员陈修文的遗体从驾驶室搬下来。直升机的机身上有个用盖板盖住的脚蹬，一伸脚就能打开，可是我们都没有上过直升机，不知道怎么上去，最后只好搭人梯上去，费了很大劲才把陈修文的遗体搬下来。驾驶舱地上血很多，都流到后舱了。
然后我指挥清查直升机上的文件、武器等物品。我们强行打开后舱门，里面有三支冲锋枪，两支手枪，以及部分子弹。还有一大皮箱机密文件和军事地图，标有全国军队部署等。这中间还出了一个笑话。我们发现一部录音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见过什么录音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家乱拨乱按，结果弄响了。以后知道是黄永胜、叶群谈乌七八糟的私生活，据说是林立果录的，目的是为了让黄永胜交权的证据。李刚副司令员急忙叫关起来，可是谁也不会关录音机，老是在响。最后有人试图用急救包的绑带把它绑起来，无意中碰到开关，这才不再响了。
处理完直升机，我和五连战士清理现场周围。在不远的玉米地里发现一地碎纸片，红铅笔写的白色纸。我命令全部捡回，用信封装好，一并呈送北京卫戍区领导。
中央处理慎之又慎。专家拼凑字块时发现少了一个“月”字，要求找回。9月14日上午我带五连一排再去现场找，不巧9月13日夜里下了雨，增加了寻找的难度。我们采取拉网式，反复几趟，才终于在泥地里找到了一小块湿纸片，如获至宝，“月”字找到了(舒云按：为了一个“月”字，如此兴师动众。而更重要的“林彪手令”为何缺失三分之二)。我体会工作作风要细致，特别是政治事件中任何细小杂物都不能丢掉，否则将误大事。如果我们第一天20多人在玉米地找遗物，再细一点，就不会丢掉“月”字，专家复原成“黄永生”，给周总理添了麻烦。据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问黄、吴、李、邱，谁认识黄永生，都摇头不答。9月14日下午这个“月”字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和“生”字一对，正是“胜”字。据说黄永胜看后傻了眼，往沙发一倒说“小林彪临死还拉我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