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齐心阿姨看来，近平的为人特别像他的父亲，有些事做得和习老简直如出一辙。那年，近平离开中央军委，主动到河北正定工作不久，有次出差，坐的是火车硬座，途中听有人在车厢里哭，原来是一对逃票的姐妹被逮着了。两姐妹说是去找父亲，实在没钱买票。近平听了就想起自己“文革”中孤苦一人异地漂泊的日子。他看那两姐妹不像撒谎的样子，于是就主动掏钱为她们补了票。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同志出生于陕北富平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那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他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还不满15岁。出狱后，他长期在陕甘地区从事革命斗争，1933年与刘志丹等人创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苏区最年轻的一位领导人。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运动中被关押，幸被及时赶到的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解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解放大西北。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1951年亲自护送第十世班禅从青海进藏。1952年调中央，1953年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辅助周总理处理国务院工作。1962年9月，因一部名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遭康生诬陷，在“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前后长达16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1980年12月，调中央工作。1982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年后，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病逝。
我从1996年初开始给习老当秘书，直到2002年习老去世，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年。以后，又有两年时间为其整理资料，直到2004年6月调到上海工作。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
我是他的后辈，他所经历的沧桑岁月我无法亲眼见证，但作为他的秘书，我长期接触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也曾听他亲口讲述早年的种种经历，由此，我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了一点了解。
纵观习老的革命生涯，有两大闪光点：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跟随刘志丹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广东担任省领导时，他力主制定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开拓，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广东的改革开放，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
毛泽东初识习仲勋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毛从当时农村院墙上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上看到了“主席习仲勋”的名字。当时，陕北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在革命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习仲勋当然也无法幸免，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土牢里准备处死。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此时到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遭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真年轻”。习老后来对我们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
1952年初，习老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年习老逝世，薄一波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习老最早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还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
习老是1978年4月到广东主持工作的。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直至1980年12月调回中央。习老主持广东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而习老直至来广东的前一个月，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按习老的夫人齐心的话说：“仲勋那时候恨不得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补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
习老到任后，即到广东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许多事。当时，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别说荔枝、香蕉这些水果成了奢侈品，就连日常必须的副食品也极其短缺。老百姓的菜篮子里多是“无缝钢管”(空心菜)，更不敢养“三鸟”(鸡鸭鹅)。习老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7月，他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他感到很难过。这次宝安之行，对他的触动很大，他下决心要搞好广东的经济。
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习老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不久机会就来了。
1978年11月至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老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