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如三国时那样，在那么短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了那么多的战争和留下了那么多被历代兵家们视为经典的战例。在这些众多的战争中，虽然战争规模、时间长短、激烈程度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特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三国时代的军事谋略家们在筹划战争得失以及分析战争胜负因素时，总会围绕着粮草给养大做文章。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粮草给养不仅是决定三国时代战争胜负的致命线，而且还能够影响战争的进程、深度和发展方向。所以，研究和揭示粮草给养在三国时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三国时代战争与战略的关系、特点和性质，而且还可以使我们对于研究今天战争的普遍规律获得较高层次的认识。
一、官渡之战的胜负与粮草给养生死攸关
官渡之战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已经被史家研究得很透了，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再无新意可解，新说可道。然而笔者感到，历来史家在讨论和分析袁败曹胜的原因时，总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政治和军事的背景上，而往往忽视了后勤补给的极端重要性，或者说对粮草给养在官渡之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得不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优势的一方，因为在战争的具体进程中处置不当，谋略失措，却被劣势的一方抓住战机，击中要害，以致最终被打败，这在战争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官渡之战的袁败曹胜就是如此。
官渡之战始于东汉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此时袁绍已跨据冀、幽、并、青四州，力量相当强大，拥有“精兵十万，骑万匹”。曹操虽然也有二三万军队，但整体实力大不如袁绍。这年八月，曹操为抗击袁绍，率军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企图把黎阳作为抗袁的军事最前线，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料一个月后，曹操又挥师南下，移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曹操为什么要从黎阳移屯官渡，过去史家对此未加以深究。其实，曹操的这一行动完全是精心用兵之举。要认清这一点，只需看看地图就明白了。当时曹操的大本营在许都(今河南许昌)，官渡位于许都正北稍偏东，距许都约100公里，黎阳位于官渡东北方向，距官渡约125公里，距许昌225公里。由此便知，曹操尚未交手，就将防线大踏步后撤。其战略目的首先是它缩短了防区，增强了兵力密度和冲击力；其次，减少了辎重兵员，增加了战斗兵员；第三，缩短了防线，加强了侧翼保护。曹操在撰写《孙子注·作战篇》》中写道：“石者，120斤也。转输之法，费20石得一石。……言远，费也。”(转引自《历代百家论后勤》(上))这就是说，运输军粮的规律是，每运送1石军粮，就要耗费20石之多，所以远途运粮，耗费必大。可见，曹操往后撤退125公里，完全是从方便运输粮草，缩短补给钱，增强自身实力的角度来考虑的。
接着，袁曹双方开始了白马之战。在这次战斗中，虽然曹操袭斩了袁绍两名大将，振奋了军心士气，救出了被围困于白马的全部军民，但仍然未能扭转战局，难以抵挡袁军强大攻势的洪流，双方遂相持于官渡一带。袁军“依沙糙为屯，东西数十里”，曹军“亦分营与相挡，合战不利”。袁绍谋士沮授看穿了曹军的弱点，他建议袁绍说：“南军谷少，而资储不如北，南幸于急战，北利于缓师，它除持久，旷以日月。”果然，双方相持了两个多月后，曹操就感到有些吃不消了。考虑到自己粮草不如袁军多，曹操最初打算再退一步，将防线撤至许都一带，进一步向补给基地靠拢。后在谋士的劝阻下，决定曹操耐心等待，以求变化。过去史家们说：曹操从白马撤退，是一种诱敌深入的战术，笔者以为这是为曹操捧场。须知，诱敌深入是一种有目的、有安排的军事行动，它是占有优势或局部优势的一方为围歼敌方或敌方的部分军事力量而设计的策略。可是，当时的曹操一没有安排敌人进入预伏战场的资本，二没有歼灭全部袁军的实力，所以曹军虽然获得了白马之战的胜利，但继续后撤，完全是为着缩短防线，加强给养，集中兵力。倘若曹操真的是诱敌深入的话，那他的军队就不可能在官渡被袁军团团围住，甚至于被袁军打得“大惧”，几乎有些顶不住了。
此时的曹军因为粮草短缺，处于军心动摇的危急边缘。史称：“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为此，曹操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运输军粮的士卒说：“欲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保证在15天内击破袁绍，并不完全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此期间，曹操采纳了谋士荀攸的建议，派大将徐晃率兵偷袭官渡，将袁军前线千余车辎重全部焚烧，动摇了袁的军心，为曹军带来了胜利的转机。
官渡之战中袁败曹胜的决定性转机是由袁绍的谋士许攸反叛后带来的。当时的许攸因家人犯法受牵连，遂改换门庭投奔曹操。据史料记载，许攸降曹后便抛出了破袁天机：“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辎重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若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烧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曹操顿时大喜，亲自率领精骑五千人，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急趋乌巢，围屯大放火，尽焚其粮谷，斩杀袁绍粮草督运粮官淳于琼。当曹军袭击乌巢的消息传到衰绍大营时，众谋臣将士议论纷纷，都看出了粮草对袁军生死存亡的重要性，坚决主张火速出兵救乌巢。但袁绍不听，反而派兵直攻曹军大营，曹营坚固不能下。这时乌巢被毁的消息传遍袁军，全军将士皆恐惧，因之惊扰大溃，曹军一举扭转战局并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
在官渡之战的全过程中，论军队兵力人数，曹不如袁；论武器装备，曹也不如袁；论战争的相持能力，曹更不如袁，因为曹军粮草远不如袁军丰盈。面对着强大的袁军，曹操一直小心谨慎地坚守营垒，决不轻易同袁军交手，以免白白耗费兵力。在整个官渡之战中，曹军主动出击的次数总共才两次，但是这两次都同粮草紧密相关，并且两次出击的目的都是以烧毁袁军粮草而不是以歼灭敌方兵力为主要目的。假如曹操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不是两次，而是只有一次烧毁袁军粮草，那么，极有可能官渡会战的胜利者就不是曹操，而是袁绍。
从袁绍一方来看，在双方相持的半年中，袁绍一直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战略战术也基本运用得当。他兵多将精，粮草充足，无论是战还是拖，都对袁有利，而于曹不利。可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袁军粮草却不幸连续两次被烧，铸成全军溃败的大错。又由于袁绍的大本营远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一带)，距官渡前线有200公里之遥，补给线太长，相当于曹军长度的两倍。补给线过长，势必造成运输困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袁军一次性运粮到官渡前线不是数千车，就是万余车)，所以粮草一旦被曹军焚尽，袁军就只有陷于两难选择之厄运，要么投降，要么溃散。
据史料记载，在官渡之役末期，曹操曾坑杀了投降曹军的数万士兵。对此，历来史家颇有微词，谴责曹操过于残忍。笔者细思之，觉得此实乃曹操不得已之举。试想：曹操本身粮草已竭，一下子过来这么多要吃饭的降兵，他养得起吗？曹操肯定养不起，但他又不愿意把降兵放回去壮大敌人，所以只好全部坑杀。在这里，粮草的制约作用，又一次影响着曹操的“坑杀”决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官渡之战的胜负与粮草给养是生死攸关的。曹操不是靠军队的勇猛战斗力打败了袁绍，而是靠焚毁粮草给养的谋略摧垮了十万袁绍大军。
二、粮草给养是决定赤壁、夷陵、汉中之战胜负的致命线
在三国时代混战的历史舞台上，除了官渡之战以外，还有许多传奇的战争谋略都与粮草给养有关。在此，笔者仅以赤壁、夷陵、汉中之战为例，再论粮草给养在三国时代战争中的极端重要性。
赤壁之战与粮草给养传统的看法认为，赤壁之战是只有%万人马的孙刘联军打败了拥有号称83万的曹操大军，应该也是三国争雄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然笔者认为，赤壁之战并非一场大战或历史性的战役，它只5000曹军与3万人马的孙刘联军打的一场遭遇战。过去笔者仅是从史料的分析中展开研究，现在我们从军事学的角度进行辨析就更清楚了：曹操赤壁失利不是由于孙刘联军的“火攻”，而是由于军队遭遇疾疫和后勤补给线过长的缘故，由于初战不利，曹操烧船自行撤退了。
造成曹军补给线伸得过远、过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客观的军事形势迅速变化，需要及时抓住战机。曹操南征荆州之前，针对刘备、孙权亦对荆州怀有不轨之心与群臣商议，制定出了“显出宛、叶，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的军事行动方针。如果曹操不采取迅捷的反应，那么卧榻之侧的刘备和近在身边的孙权就完全有可能抢在曹操之前占领荆州。二是曹军追击敌人的速度太猛。曹操抢占荆州时，刘备近在咫尺，竟一点没有觉察。鲁肃假借吊唁刘表之名，实为侦察之机，前往荆州。他到夏口时，听说曹军已向荆州进发，再至南郡，又传来刘琮投曹、曹操占领荆州的消息，可见曹军进军速度之快。此后，曹操又惟恐刘表囤积在江陵的军实被刘备夺走，立即组织5000精骑，追歼刘备，一日一夜行300里。曹军占领江陵后，因为没有抓获刘备，曹操又率领精骑部队舍马登船，顺江东下，继续追歼刘备。但曹操绝没有料到，在这紧急关头，孙权同刘备为了共同的利益，已经迅速结成联盟，并且孙权已派周瑜率兵3万支援刘备抗曹。待曹操率领5000快速部队在赤壁地区突然碰到意想不到的孙权水军时，方才感到自己正处于严重不利的位置，即因进军过快过猛，使得补给线伸得太远太长，缺乏必要的后勤保障，同时曹军快速部队的士兵因连续多日作战，疲惫不堪，又赶上炎炎夏季，许多人染上了疾病，军队丧失了战斗力而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相反，孙吴水军处于内线作战，后勤基地近，补给线短，兵力密度大，几乎所有优势都在他们一边。在这种形势下，曹操的选择只有一条：烧船自退，被迫撤出荆州东部地区。
可是，周瑜并未罢休，他率军西上，围攻荆州重镇江陵。当时江陵由曹操大将曹仁镇守，虽然多次打退孙军的攻击，并力主死守江陵。但曹操考虑到江陵远离己方后勤基地，若要保住江陵，就必须维持一条强有力的补给线，但这条补给线又很容易被周瑜切断，陷曹仁于围困之地。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曹操于是决定撤出江陵，进一步缩短防线，化被动为主动。对此，正如阮璃在《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一文中所说的：“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肛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又非瑜之所能败也。”(《曹操集》，72页)从当时情况判断，这应该是实话。可见，在赤壁之战和江陵之战中，曹军不是输在战场上，而是因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和牢固的补给线所致。
夷陵之战与粮草给养其实，摊开地图一看，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就会明白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是必败无疑的了：从奉节到夷陵，约700里长，沿途全是崇山峻岭，高峡深谷，一不利于行军作战，二不利于转运军粮，可刘备军队居然沿长江南岸缘山截岭，步步推进，处处经营，“树栅连营七百里”。这种行军作战的方式造成了后勤补给线伸得太长(蜀军出峡时拥有4万人马，行军7个月才进抵夷陵城下，为了维持这长长的补给线，沿途扔下大量士兵，当蜀军到达夷陵时，兵力已经严重不足。蜀军在夷陵一带同吴军相持了近半年之久，这么多的土兵，这么长的补给线，已经超过了蜀国所能承担的负载力。在如此险恶的地理环境中，蜀国要想维持住700里长的补给线，依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力量，那是极其吃力的。虽然刘备为此做了两年多的准备，也只能支撑住短暂的时间，时间稍长，破绽就暴露出来了。
而吴军统帅陆逊则是非常聪明的，他一开始就不打算在峡口堵住蜀军，而是有目的地节节退让，主动放弃巫山、秭归等城。陆逊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遵循集中兵力、缩短补给线的原则，从而有效地积聚最大战斗力和冲击力。陆逊明智地看出，在三峡地区建立一条补给线，无论对哪支军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包袱，谁背上它，谁就要倒霉。陆逊把夷陵一带定为抗蜀前线，显然也是经过了深谋远虑。他说过：“夷陵要害，国之关限。”因为一过夷陵，富饶的江汉平原就展现在眼前，如果不在此地顶住蜀军，蜀军就能克服补给钱过长的大弊，就地取粮，使军队能够及时地补充能量。
与补给线太长的蜀军相反，吴军基本上处于内线作战，补给线短，冲击力强，兵力密度也大，所以相持越久，就越对蜀军不利。陆逊看出蜀军已被折磨得“兵疲惫组，计不复生”，便瞅准机会，率领吴军大举出击，腰斩长蛇，一仗就把蜀军打得落花流水，退回了白帝城。由此可知，对于一个经济实力不很强的国家来说，不允许它在战争期间竭力维持一条负担超载的补给线，因为这样会极大地削弱军队的战斗力，甚至还会使国家的元气大伤。也正是因为如此，夷陵之战后的蜀国，在诸葛亮多年的精心调理之下，才得以逐渐恢复元气，重新复兴起来。
汉中之战与粮草给养。曹操在与刘备争夺汉中之战中不战而走，不仅放弃了汉中，还为此损失了大将夏侯渊。对此，有的史家评说，这是曹操兵败所致。然而，稍微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兵败之说失之于肤浅。
汉中一带，地处秦巴山区，穷乡僻壤，地广人稀粮少。这一地区，对曹操来说，利害不大，可有可无；但对刘备来说，则是非争不可的，“若汉中无，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依曹操的军事才能和魏国的经济实力，曹操是有能力、有优势同刘备拼到底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汉中留下数量强大的兵力和一条长长的、强有力的补给线。但曹操又觉得汉中好比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得到汉中，意思不大；守住汉中，又不划算；丢掉汉中，又有点可惜。思来想去，曹操最后还是果断的把汉中扔给了刘备。
曹操这一决定的正确性，直到多年后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失利时才显现出来。也正基于上述的原因，这一地区把诸葛亮的北伐给坑苦了。诸葛亮每次北伐出兵，蜀军的粮草和给养都是从成都平原运送到剑阁，再由剑阁转运到祁山前线，这样千里运输，势必造成费时耗工，既不能保证数量，也不能保证及时。蜀军粮少，利在急战和决战，但魏军识破了蜀军的谋略，坚守不出，意在拖垮蜀军，故蜀军每次北伐差不多都是因为粮尽而退，无功而还。当时为了解决山区运粮的巨大困难，为了让更多的辎重兵转为战斗兵，诸葛亮殚精竭虑，设计和制造出了木牛流马，成为一种神奇传说。但从效果上看，似乎收效不大，未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如果说，千里补给线曾经比秦巴山区还要厉害地阻止了曹操当年巩固汉中的军事行动，那么，它也同样导致了诸葛亮北伐中原的失败。
三、决定三国时代战争与战略，粮草给养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类似以上这些因缺乏粮草给养和后勤保障而败溃或自退的战争，在三国时代的战争史上还有许多例子。由此可见，在三国时代，粮草和后勤补给对于战争和战略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规定着战争的规模和战役的力度，而且还制约着军事家们的战略决策和战略目标。谁违背了这条法则，谁就要在战争中失利。
三国时代的军事家们从丰富的军事实践中，提炼出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曹操在《孙子注·虚实篇》中，曾认为断敌粮道，乃攻战之要。他指出攻敌的三个要害处是“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也”。曹操把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摆在首位，他本人就是善于断敌粮道的军事专家。诸葛亮曾指出：“粮谷，军之要最。”(《诸葛亮集·与陆逊书》)也同样把粮草置于最高地位。孙权父亲孙坚认为：粮草在战争中非常重要，只要切断敌人的粮草供应线，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他曾说过：“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草。坚顾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军继兵，贼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讨之，凉州可定也。”(《廿一史战略考·东汉》)魏国名将王基在总结蜀国大将姜维北伐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姜维败在军队没有建立补给线，缺乏保障，致使全军覆没。另一魏国名将辛毗也认为，国家无粮存，行军无粮吃，就不能打胜仗。
既然三国时代的军事家们充分意识到军粮对于战争胜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那么，他们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军粮短缺的重大难题。最先发现新招的是曹操，他在自己的辖区内大力倡导和开展大规模的屯田运动。经过几年的努力，曹操基本上解决了军队吃饭难的问题。由于缺粮和粮草来之不易，曹操非常爱惜庄稼和粮草，史称：曹操“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曹操不仅在后方屯田，后来也发展到在前线屯田。军队前线屯田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平时训练和生产，战时集中打仗，军队亦农亦军，两方面结合起来，既锻炼了军队，又减轻了中央的负担；二是可以缩短补给线，免除长途运输之劳苦，抽出更多的壮丁去充当战斗兵，减少辎重兵和后勤人员。在三国时代，军队为了保障补给线的畅通和安全，曾投入相当的兵力。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单是负责押运和保护军粮的士兵就有一万余人，平均每七名士兵中，就有一名辎重兵，足见维持补给线的负担是何等地沉重！补给钱越长，负担就越重，包袱也越沉！当时其他军阀见屯田很有成果，亦纷纷效法，孙权在合肥前线、诸葛亮和姜维在汉中前线，也进行过不同程度、不同规模的屯田。
现代西方著名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名著《战略论》一书中，根据近现代大量的战争事例，总结出一条著名的原则，即间接路线战略。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就是不用“直接法”去进攻敌人，也不是单纯地强调“集中优势兵力”，而是采取间接路线，攻击敌人的指挥系统或后勤保障系统，摧毁敌人的稳定性，从而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丧失平衡，最后彻底打败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联军曾运用间接路线战略，对法西斯德国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旨在瘫痪敌人继续作战的能力，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迫使敌人尽快投降。在今天高技术战争条件下，继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对伊拉克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封锁、对科索沃战争中的精确制导打击、对伊拉克战争中心理战和大规模战略轰炸等，也无不源出间接路线战略。今天，当我们用西方现代军事学家总结出的间接路线战略，去考察和审视三国时代的战争谋略及其一般规律时，会发现它们二者之间非常相似。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尽量避免同袁军直接决战，却千方百计地烧毁了关系十万袁军生存的粮草，不正是起到了使整个袁军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丧失平衡，从而导致袁军全面崩溃的巨大震撼作用吗？纵观三国时代群雄相争的许多著名战例，无不与粮草给养有关。可见粮草给养在三国时代，不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间接路线战略在三国时代战争谋略中的充分体现。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早在三国时代就已总结出这样的军事法则和军事理论，并把它运用到战争的实践中去，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