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质疑余天云作为红军一员猛将的存在，当年他的英勇和指挥才干得到了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的认可，可是仔细辨别人们对他的评论，却有着不同的声音。张国焘、陈昌浩等把他作为“游击天才”来称道，张在《我的回忆》中说，他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张国焘甚至还将他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两人都是“游击天才”。)余的战友胡奇才(中将)、刘昌毅(曾任北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南京、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分别回忆，也都高度称赞他的指挥才能。刘昌毅将军更称其为救命恩人——1933年6月，余天云正带领部队在巴中城郊南坎坡打仗，当时“肃反”也正在炽烈之时，有人供认2营6连指导员刘昌毅是“改组派”，于是政治保卫局派人把刘从战场上押回后方，且被下了枪，五花大绑，推进禁闭室。就在审讯中，刘昌毅因“不老实”要被灌辣椒水，这时从前线闻讯赶来的余天云出面力保，才使刘幸免于难。原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李先念、洪学智、许世友、陈再道、王建安等，则在他们后来书写或口述的回忆录中，对余天云不置一词，保持着一种近乎“集体沉默”的态度。细思这也是一种表示，即对流行的评价的一种否定，也对余天云过去战功的默认和肯定吧。然而就是这位“游击天才”，却又有着致命的“另一面”——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曾在一份报告中说:“余天云那时腐化浪费，思想意识一塌糊涂，有很严重的土匪行为，能力又差，不注意掌握政策，自己有时还破坏政策……”
所谓先天的缺陷抑或自身存在的缺陷，不外是后来人们批评张国焘等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等。表现在余天云身上，一是作风霸道，动辄骂人、打人，甚至以枪毙唬人。据傅钟回忆:“跟余天云一起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一百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又如，张国焘率军南下后，274团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热爱，将自己缴获的一头骡子送给了朱老总。余天云听说此事后，竟大骂周时源，还派人揍了周一顿。再如，红30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一次与之发生意见分歧，余竟然抬手就给了同为军级干部的张成台一个响亮的耳光，后来张成台因此要求调出30军。又有一次，部队行军在羊肠山路上，在拐弯时马脚打滑，余从马上摔了下来，他不问情由，照着马夫连开三枪，把马夫打成重伤。
二是余心胸狭窄，容易猜忌、忌妒。杜义德将军回忆说：在一次战斗后，时任30军89师政委的杜义德负伤住院，出院后被调往31军，闻讯赶来的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原来余早就看中了杜的那支20响的驳壳枪。杜回答:“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说:“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杜发了火，说:“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然而究竟是余厉害，不仅扣下了枪，连人也扣下了，还跑到张国焘那里告状。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徐向前说:“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张国焘说:“那就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杜义德最后被撤了职，他心爱的手枪也变成了一枝长枪。
三是余重视打仗而蔑视政工工作，主张“枪杆子第一”。在他看来，只有打仗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于是动辄把部队中的政工干部骂得狗血淋头，而他的口头禅则是：“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你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据说有一次红30军在战斗中受阻，时为30军政委的李先念和一些师团干部很着急，这时军长余天云却慢悠悠地对李先念说：“政委，你去给他们上劳动课去，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李先念当时被气得火冒三丈。
余天云身上的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他走上绝路，发生了悲剧的一幕。
【大闹“红大”，惊动刘伯承】
其实，对于脾气暴烈、强悍的余天云，就是张国焘也不免发憷。在重用他的同时，张国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范和限制他。至于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对他也是爱恨交集。
然而，这样的局面，更激发了余天云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