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清党”,冯玉祥第一次与中共交恶
“北伐”期间农民协会抵制冯的部队征粮征兵,引起了冯的很大反感。
1926年底冯玉祥与广州国民政府合作“北伐”时,正当国共合作,加上苏联给了冯不少武器弹药援助,因此冯与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很密切,合作也比较顺畅,比如他在其控制的陕甘等地支持组织农民协会,主张提高工人的工资等。然而,随着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不断扩大,军饷和武器装备问题日益凸显:此时国民军人数约20万,本来广东国民政府应允每月拔款100万元,但实际领到仅60万元,且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认为冯已据有陕、甘、宁,便把拔款减为30万元,但这些款项也“因交通阻隔,汇兑不通,亦等于无”。而陕、甘、宁贫瘠,加之连年战火和盗匪,基本已山穷水尽。同时,由于路途遥远,运费昂贵,苏联答应援助的武器装备虽多,但实际运到的数量并不大,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据冯玉祥所述,1927年初,国民军的士兵已是“衣履俱无,粮秣不给,军械缺乏,俱赖补充,凡此困难已非一日。每日自晨至夕,各将领索饷请械之文电必至百余起,毫无应付之方,实陷匮绝之域”。对此,冯玉祥虽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
为满足粮饷需求,冯玉祥在陕甘境内征粮征兵愈加频繁,农民苦不堪言。而恰在此时,中共在冯的地盘上推行激进的农民政策,组织农协拒绝国民军征粮收税,甚至捕杀乡镇官员,据冯玉祥回忆说:“有一天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这样一来,不但扰乱了冯玉祥的统治秩序,还让国民军的粮饷困难雪上加霜,这就不能不引起冯玉祥的极大反感,他觉得工农运动影响他的税收和军队的给养,因而断言:“农民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特别是蒋介石开始反共后,中共在陕甘境内动员工农群众反蒋,声浪甚高,这些显然超出了冯玉祥的容忍限度,因此对中共更加不满。
蒋介石以重金极力拉拢冯玉祥,冯表示“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
正在冯玉祥为军饷和中共的激进举动苦恼时,国民政府分裂,汪精卫(武汉)和蒋介石(南京)都想拉拢坐拥数十万国民军的冯玉祥,因此皆许以重利。而冯也正好利用处理宁、汉对立的时机筹谋向双方索取军费,以解国民军的燃眉之急。比如,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在郑州会面之前,便向武汉政府要求每月拨给军费300万元,而武汉政府仅允150万元,且实际仅给60万元的纸币、国库券和铜元。在郑州与汪精卫会面后,冯玉祥又要求武汉政府发给步枪10万支,子弹50万发,大炮500门,现款200万元。汪精卫回电说武汉政府所属全部军队也没有此数。尽管郑州会议上武汉国民政府不惜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冯,但在冯看来,武汉政府已经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