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历史人物简介,陈毅生平轶事

陈毅，1901年生，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6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1974年病逝。

1968年后，针对苏联在边界不断增加的武力挑衅事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给予反击。中央军委指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准备用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根据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选择政治上军事上有利的时间、地点预作准备，有计划、有重点地打击苏军的批衅，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力争“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1969年2月19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批淮了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提出的珍宝岛地区自卫还击斗争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前线部队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抽调三个精干的侦察连，进行了集中训练和部署。珍宝岛是一个面积只有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中苏边江岸相连，根据国际法理应届于中国领土。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按照部署，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小组登上珍宝岛。10分钟后，苏联边防哨所迅速地派出了2辆装甲车、1辆卡车、1辆指挥车和7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上岛后摆成战斗队形，阻止中国边防人员的巡逻。这时，隐蔽迂回的中国第二边防巡逻小组突然从侧翼出现，挡住了苏军的迂回部队。岛上的形势顿时出现混乱。仓促间，苏军开了第一枪，珍宝岛战斗打响。中国军队在岸上隐蔽部队及炮火的支援下击退了苏军，双方各有几十人伤亡。3月15日，中苏军队再次在珍宝岛进行激战。苏军出动坦克、装甲车50多辆，飞机36架次，发炮一万多发。中国军队在岛上埋没了地雷，并在江岸火炮的配合下，三次打退苏军的进攻，击毁坦克2辆、装甲车7辆，毙伤苏军140多人，其中包括前线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珍宝岛冲突本身是中国有所准备的对一段时间以来苏联频繁进行边界挑衅的战术反应。中国方面的企图是防御性的、有限度、有节制的。而且，冲突的发生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一偶然的战术性冲突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战略性的影响。这场冲突启发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进行更为深远的思考。

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战况汇报时表示：“让他(苏联)打进来……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

3月22日，毛泽东询问陈毅等人说：“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信号了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这些话都是有所指向的．在中苏存在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决定力量对比的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显然只有美国。因此可以认为，珍宝岛的冲突开始把中美苏战略关系的课题提上了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战略思考的日程。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虽然珍宝岛事件刚刚发生，中苏关系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政治报告还是沿用了旧的提法：突出强调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危险；继续强调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

“九大”以后，周恩来再次找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交代毛泽东安排的国际战略研究任务。四位老帅都表示木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公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周恩来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贞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这个情节再次表明，毛泽东已经不满足于“九大“所阐述的中国对外战略，希望在中国与美、苏两大国的战略关系格局中有所突破，以摆脱目前两面受敌的孤立被动局面。但是，他还需要观察和思考，尤其需要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帅们的政治智慧的帮助。恰如毛泽东所料，珍宝岛冲突也对美国的决策者们产生了重要影响，鼓励美国人加快了对华政策调整的步伐。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后来写道：“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没没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膜肪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这样叙述可能有些夸张，中美缓和最初走出的几步并不是那么“毫不犹豫”的，而是一连串左躲右闪、小心翼冀、交错回旋的“小步舞”，不过前进的脚步毕竟还是从这里迈出了。  [2]
 

1972年1月6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陈毅逝世后，围绕对他的评价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

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代表的一伙，在陈毅追悼会规格问题上硬要压低标准，仅按军内职务军委副主席安排，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必出席，对陈毅的悼词也大做手脚，在那份不足600字、简历就占了一大半的悼词中，硬要塞进“有功有过”几字，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周恩来处境困难，也不时受到这伙人的无端攻击。

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他尽其所能据理力争。

陈毅作为开国元勋、人民军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共和国元帅、驰名中外的外交家，仅按军委副主席一级安排追悼会，不但是对死者的大大不恭，而且受规格和人数的限制，陈毅生前许多亲朋好友和国际友人都将无法出席。

周恩来为无力改变这一局面而苦恼。

对陈毅的悼词，周恩来为改掉“有功有过”的提法煞费苦心。

在审定悼词初稿时，他斟酌再三，从他处境来说，他无力抗拒江青一伙定下的调子，只能委屈求全地求其次，尽量争取多改一点，改好一点。

他提笔加上了一段话：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送审时，他特地附信强调：“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周恩来实在是用心良苦，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使周恩来感到莫大安慰的，是毛泽东了解陈毅，不赞成对陈毅作有功有过的评价，使得这一有意诋毁和贬低陈毅的图谋得以最终破产。

毛泽东审阅这份悼词送审稿时，冷峻的目光停留在有关功过评价的这段文字上，凝思片刻后提笔划掉了这段文字，随即写了如下批语：“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10日下午3时，陈毅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这天中午，毛泽东照例午休。

忽然他缓缓坐起身，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当时发表的照片上，毛主席睡衣的领子被换成衬衣的领子。事实上那一天他是穿着睡衣，工作人员想给他换但没有时间。这也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3]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当机立断地提高追悼会的规格，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要求参加追悼会的都能参加，同时不再受内外宾限制，设法将此事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还增调电影制片厂、报社、电台的摄影师、记者到八宝山，在毛泽东到达之前，一切布置就绪。

追悼会上的悼词，原定由叶剑英作，现在由于毛泽东出席追悼会，叶剑英认为再由他作就不合适了。

他记起几天前陈毅弥留之际，他带着抄在一张纸上的毛泽东关于“二月逆流”的一段话去看陈毅。

他认为那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为了让老战友听懂，请珊珊接连念了两遍。

至今他还记得珊珊那清晰而缓慢的声音：“毛泽东说：现在再也不要讲‘二月逆流’了。

当时是‘五一六’、王、关、戚，还有陈伯达，打击一大片，包括你在内。

当时那个情况，有些同志要讲一些话，是应该的，是公开讲的。

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可以讲？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

他无法断定陈毅是否听明白了，为此抱恨不已。

现在，这个悼词他无论如何不能作，只能由更合适的人来作，否则无法使自己安心，无法向刚刚远行的战友交代。

他拿着几页悼词来到周恩来跟前，恭恭敬敬地递到总理手中，再三抱拳，无语而退。

周恩来先是一怔，随后思忖片刻，把几页悼词收起来了。

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休息室，使张茜大感意外和深受感动。

她上前扶住毛泽东，眼含热泪地说：“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泪眼相对，语音哽咽：“喔，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随后转身勉励陈毅的孩子昊苏、丹淮、小鲁和珊珊：“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随后，毛泽东向西哈努克亲王宣布了林彪仓皇出逃、摔死温都尔汗的消息后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他能团结人。　他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

他又对在场的几位老帅和中央领导人说：“林彪是要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　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　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又是公开的。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

追悼会上，周恩来满怀深情地宣读悼词，一篇不足600字的文字，竟然两次悲痛失声而读不下去。

他的声音，他对陈毅的评价，长久地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久久地在人们耳边回响，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

他说：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7]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历史是公正的，陈毅自应含笑于九泉了。[4]

1901年8月26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

1922年回到四川家乡，通过与蔡和森通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并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25师73团政治指导员，率部参加湘南起义。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历任：中共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第6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22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新4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新4军第1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新4军代军长、新4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38年被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40年11月4日由于在黄桥战役中表现优异，成功分化、瓦解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赢得毛泽东的赞赏。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历任：中共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上海市市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在上海市任职期间，曾着手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并下令对上海文艺界作出保护。

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2月起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中国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等划分了边界。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曾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九届中央委员。

文革期间，陈毅、谭震林等人与四人帮斗争，被对方划为“二月逆流”。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石家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

1971年1月16日，腹痛加剧，发现患有肠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临现场。逝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77年其遗作专集《陈毅诗词选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