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2月24日，一列火车缓缓驶入哈尔滨火车站，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人三十出头，手里拿着一台贝克显微镜，另一个人更年轻些，提着一大一小两只藤条箱。用以前的老话说，这个拿着显微镜的年轻人，可以算是钦差大臣了。他就是肩负着北京使命的“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另一个人是他的助手林家瑞。不过，这位钦差大臣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连中文还说不太利索。
31岁的伍连德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侨，到中国不过两年的时间。他17岁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03年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机缘巧合之下，伍连德得到一个到中国工作的机会，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1910年12月18日的一封电报，改变了伍连德的人生轨迹。外务部右丞施肇基邀请他进京，并希望由他去完成东北防疫的工作。据说，原本外务部并没有看中毫无资历的伍连德，有海归背景的医学官员清朝也不缺乏。可别的官员一听说是这种疫情，基本都找借口推脱掉了，只有伍连德欣然从命。伍连德后来在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及自己是否有过挣扎。
挑战大清律例的尸体解剖
哈尔滨傅家甸的中国人聚居区，大多是来自山东、直隶的劳工。他们居住环境恶劣，疫病容易传染，而每逢年末，这些在东北淘了金的人们都要沿铁路返乡，也就是说，到时候病菌会被带到全国，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比疫情更棘手的，是伍连德不得不面对方方面面的敌人，包括传统习俗以及人们对他的信任程度。
抵达哈尔滨之初，伍连德首先要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场疫情究竟是什么。在得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后，他决定进行尸体解剖。
这次解剖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但却是在条件简陋的民居里秘密进行的。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中国，解剖是对死者的大不敬，连当时的大清律例都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化验结果证实，流行在傅家甸的正是鼠疫。
此后，伍连德向北京外务部发去电文，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