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 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 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第二次秘密和谈曹聚仁穿梭往返
1956年7月，当章士钊受中共中央委托，从北京到香港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章太炎的高足，鲁迅的朋友，抗战时期常到新四军驻地采访，成为叶挺的座上 宾，并与陈毅结成至交，同时，他又是蒋经国的挚友。曹聚仁回到大陆，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等人作陪。周恩来告诉曹 聚仁：“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这天恰逢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出面欢迎，毛泽东却在中南海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