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公学、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只有一尺半宽，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收复失地”。 男性炕位也不过二尺半。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直腿挺睡。
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成多镜，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
延安文化人一般得到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延安作家卞之琳回忆：“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1938 年8 月31 日，卞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2 元津贴。最多到街头小吃摊买5 分钱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
“馋”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一位1938 年初访问延安的美军上校写道：“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 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冼星海原来喜爱甜食，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他要求光未然为“作曲”买两斤白糖。等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炕前，开始创作。他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中吐出腾腾烟雾，妻子钱韵玲在旁为他熬煮“土咖啡”。就这样，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时代乐章。
中国女子大学学生王紫菲晚年回忆：到延安后最深的感受就是馋，又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真想偷几个吃。一次，三位中国女大生逛市场，兜里总共只有二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贵地用舌尖舔，觉得味道好极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气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来就空腹无油水，其中一位回窑洞不久就肚子剧痛，满床打滚，呕吐不止，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
华君武刚到延安时，参加晚会回来，肚饿无食，将白天糊窑洞窗纸的半碗面粉调的浆糊当了宵夜，华君武晚年回忆:“时隔43 年，似乎还回忆起那碗浆糊的美味，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常有浆糊可做宵夜的”。
抗大学生何方回忆说，延安时期，二两大的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个的。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卢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 个才问：“什么馅?”
按当时延安的规矩，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其婚事也要由组织安排解决。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例行公事的那位同志并没有向这位女学员讲明是什么一回事，就自个儿跑了。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并不见校长开口，两个人都尴尬地坐着。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
贺子珍自从1928 年5 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一直到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