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后。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实现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某种程度比实现农业、工业、科学、国防现代化还要难。尽管如此，无论如何也要坚定不移地朝这方面走。否则，实现国家四化目标就是一句空话。他设想，彻底完成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年轻化需要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召开十三大，使领导机构更年轻化一些，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实现完全年轻化的目标。从而使党和国家领导层更具有活力，同时保证我们政策的连续性。他满怀希望地说：哪一天中国出现一批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科学家、文学家，这个家那个家就好了。
中共十三大，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使一批年轻的领导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仅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例，其成员平均年龄降低了十多岁，实现政治局常委的比较年轻化。
本来，邓小平准备在十三大上，不担任党和国家的任何职务。但是，根据全党的共同愿望，他只好半退，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过，他要求军委主席下边设第一副主席、常务副主席。放手让在第一线工作的年轻领导人独自处理问题，有意识地少做工作，以便自己渐渐脱离政治舞台。
(三)1989年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还没有平息时，5月31日，邓小平同李鹏、姚依林谈话，6月16日，他又和江泽民、李鹏等人谈话，集中讲述了自己对组成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想法。此后，他在与党内、军内同志谈话和会见外宾、友人时的谈话中，从不同侧面继续讲述自己对新领导集体的期望和要求。
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全面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观点。这是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在晚年为党的事业做出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明确地把我们中央领导集体按代来划分，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还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有能力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核心是毛泽东，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任去世后又加了陈云。中共八大组成了毛刘周朱陈和邓小平在内的六人常委会，后来又加了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感到我们党这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集体都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率领人民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当然，这个领导集体“前期是好，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即便如此，我们党仍始终保持以毛泽东为核心，以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内乱，也没有能把共产党打倒。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又建立起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有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等，其中，邓小平所处的地位，是“核心”、“领班人”、“主要决策者”。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全面实行拨乱反正，坚决扭转了全党工作长期以来徘徊不前的困难局面，“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同样，因为有邓小平这个核心的存在，所以，即使发生了两个总书记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邓小平等老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挑选林彪、王洪文作接班人，是选错了人。同时他们还注意到，靠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真正要找第三代”。他们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按照斗争经验、工作成就、政治思想水平等方面条件，先后提出两个人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都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实事求是地讲，虽然“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在当时，“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上述历史经验和教训引起邓小平深思。所以，他在谈话中多次讲述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来龙去脉，领导工作中的得与失，目的在于使新建立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少走或不走弯路，尽快地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这是邓小平从历史角度，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重大课题的考察和论证。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勇敢奋斗几十年的老战士，邓小平对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局变化的主要原因记忆犹新。30多年后，他还讲，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改变了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政策，这是很大的教训。
80年代至90年代，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初，具有七八十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的迅速解体，引起邓小平更大警觉。他敏锐地意识到，东欧变化和苏联解体，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中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了问题，所以，才导致共产党组织自上而下的解体，丧失了执政党地位。
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在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次次武装干涉失败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对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他们采取敌视态度。说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使人们“对党的领导作用提出某种挑战就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这种执政党，同一个更现代化、更复杂的社会中公民真正自发地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活动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是“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