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轿低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二、“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