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的道徒们在退道簿上签名退道
本文原载于《看历史》，原标题为“中国帮会的末日时刻”
新政权甫一稳定，即对秘密统治中国的地下社会予以雷霆一击。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罗瑞卿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国镇压“会道门”的高潮。
在这个指示中，曾经一度在镇反之外的“会道门”组织也在打击之列。解放之初，共产党集中精力进行剿匪肃特运动。尽管部分帮会出于种种原因，与新政权有过对立行动，但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并没有将帮会作为重点的镇压对象。而这一指示的出台，正式表明了共产党帮会政策的改变。
作为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不仅推动了此次政策的转变，而且亲自指挥全国公安系统取缔“反动会道门”，短短几年便彻底埋葬了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势力。
风暴前奏
事实上，早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亦称“双十指示”)之前，对“会道门”的处理已经开始了。罗瑞卿奉命组建公安部(1949年7月)之前，华北、东北和西北等老解放区就已经将帮会组织定性为“封建迷信组织”和“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1948年2月20，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指出：“应该教育群众，反复说明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
1949年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提出“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
1949年8月14日，公安部开始办公。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老解放区取缔封建会道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若干地区……取缔封建帮会(主要指青红帮)、会道门(主要指一贯道)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东北的取缔一贯道，天津的打击封建帮会头子争取帮会群众的工作，均有了若干成效，基本上打垮了这些反动组织。”(1949年11月1日，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
虽然在北方老解放区的工作成绩斐然，也积累了经验，罗瑞卿却迟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取缔会道门的工作。这固然与全国各地特务、土匪活动猖獗，公安部门无暇顾及会道门有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
“不可树敌太多”
建国前后，面对各级公安部门镇压反革命的强烈要求，毛泽东一度“不够积极”(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并把帮会组织排除在“反革命分子”之外。
毛泽东的顾虑从何而来？
一方面，中共与帮会有过长期合作的经历，而解放军进军上海和四川等地时还一度得益于帮会势力的中立或起义，若此时贸然宣布与帮会决裂，不仅给人“背信弃义”之嫌，还可能引发帮会势力的强烈反抗，严重威胁尚不稳固的新政权。
对毛泽东而言，帮会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建党之初，他就发现了帮会这个特殊的社会力量。他认为，这些帮会组织是“他们(游民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事实上，正是因为确定了团结、利用帮会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掀起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潮。
1922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李立三打入红帮内部，成功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随后，包惠僧、陈潭秋同样借助帮会势力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李立三套用安源罢工的经验，打入青帮组织，在上海掀起了五卅运动。
工人运动离不开帮会，农民运动也不例外。20年代初，彭湃通过争取三点会首领黄星南，成功领导了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而毛泽东指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也充分利用了哥老会的力量。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与帮会势力一度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共产党联合帮会共同对敌的政策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都曾得到了帮会势力的拥护和帮助。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共产党与帮会长期合作的历史固然重要，但它还不是困扰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由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1949年初，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